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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哀痛—五角大楼泄密案50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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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国家在说谎，真相就有罪；当体制在行恶，良知就有罪；当天下都向权力下跪，站立就有罪；当你集数罪于一身，就成了国家公敌。
这个故事与我的青春履痕重合，琼崖知青岁月挥不去它的影子——越战。海南岛与“抗美援越”前线的距离，决定了国家不在此投入长线建设，时刻“备战备荒”。这使已被革命绷紧的神经更加敏感，使清苦的知青生活更为艰辛。这一代的集体叛逆正萌生于斯。
在遥远大洋彼岸，我的同辈人也在质疑国家话语。他们在越南战场抛洒的青春热血，真在捍卫某个崇高价值？美国介入印支半岛始于艾森豪威尔。及至肯尼迪时期，他宣称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，越南是“民主试验场”和“考验美国力量和意志”的地方。这种宏大词语堪与冷战对手鼓吹的“世界革命”、“把红旗插遍地球”交相映衬。
美国起初只提供经援军援及800人军事顾问团。副总统约翰逊去越南实地考察，给出意见：必须采取实际军事行动。须知美国总统没有宣战权，只有60日出兵期限。而国会根本不可能同意宣战。
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建议：民众和国会对越南的事知道得越少越好。肯尼迪接纳，于是更多军队以顾问名义开赴越南。
当媒体质问美国人在那里干什么，肯尼迪都不予正面回答。只不过，越南这颗火中之栗并不易拾取。加密急报纷至沓来，令肯尼迪下决心在1964年大选连任后从越南抽身退步。如果完成此举，美国民众对他将会感念更深。肯尼迪却于1963年遇刺。
约翰逊继任总统就撂下硬话：“林登•约翰逊的许诺绝对不会改变。”次年夏天突发东京湾事件，美军驱逐舰据称在北部湾受到北越鱼雷快艇两次袭击。其实北越武元甲大将只承认有过第一次海上冲突。美方报告也认为，第二次袭击“很大可能”根本没有发生。
无论如何，这给了扩大战争的口实，国会通过《东京湾决议法案》。到年底，派驻南越的美军已达十万之众。
1966年，中国爆发文革。两个遥远国家的青年同时开始了狂暴、纷乱、迷惘的人生，这将成为他们难以卸下的记忆重负。就在那年，怀疑越战动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立意调查战争真相，以期走出泥潭。他没有知会总统，秘密成立36人研究小组，现役军人占一半。
他们分工有别，只负责撰写特定专题，互无接触。这38卷《越战研究》（又称“五角大楼文件”）只印了15份，仅三人看过全豹。
写到此处，许多读者已晓得这是“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”，由此拉开国家权力与自由媒体司法对决的大幕，进而改写了历史。
史提芬•史匹堡的电影《邮报》(The Post)前年底才震撼上演，本文却另辟蹊径，将笔墨更多倾注在那位扭转乾坤的“国家公敌”身上。
故事主角埃尔斯伯格(Daniel Ellsberg)哈佛毕业，曾任海军陆战队连长；退役后进入民间智库兰德公司；1964年被聘为五角大楼军方分析师；1965年选派到越南，在爱德华•兰斯代尔将军麾下任文职；1967年返美重回兰德公司，并被邀加入国防部“越战研究小组”。
这份3000页《五角大楼文件》有350页是他撰写的。埃尔斯伯格拥有最高忠诚度和安全认证级别，正是看过全套文件的三人之一。他曾笃信国家利益至上，但越南丛林的热风豪雨，漂白了他的爱国情怀。
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：“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和被杀。”埃尔斯伯格翻阅越多越战原始文件，就越悲悯美国青年之不幸。他们不知为何而战，不知为谁赴死。
1968年，北越发动新春攻势，美军仓促应战，共2500人阵亡。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在光天化日下遭敢死队突袭，死亡五人。美国民众原认为出兵如雷公劈豆腐，蓦然惊觉，这场仗有得打了。
同年，一代中国青年被湍急漩涡裹挟，被搁浅在一片陌生的冷土，不知为何而来，不知向何处去。他们开始怀疑人生，重新审视时代及其话语。我就在其中。
埃尔斯伯格并非独醒者，六十年代末反越战活动已兴起。令他彻悟的契机是行将入狱者的演讲——反战者同盟(War Resisters League)美国分部的主将凯勒拒绝服兵役，被判处两年监禁。
1969年8月，埃尔斯伯格特地到费城聆听凯勒服刑前的演讲。凯勒说他入狱后，三藩市反战同盟只剩下女性成员，男性成员都在服刑。但他不恐惧不哀伤，他终于和战友在一起了。“我知道这里每一个人，都会把和平反战进行到底。”
埃尔斯伯格和周围听者一样热泪纵横，他躲进洗手间抽泣，进而嚎啕痛哭。丛林升腾的火光，稻田仆倒的身影，越南平民与美国青年迸飞的鲜血，霎时溢成泪河……
深知越战内情的埃尔斯伯格立誓，拒绝为历史作伪证，要用真相拆穿国家谎言，以一己之力去唤醒梦游的美国。
当国家在说谎，真相就有罪；当体制在行恶，良知就有罪；当天下都向权力下跪，站立就有罪。当你集数罪于一身，就成了国家公敌。这在任何地方都一样，差别只在于权杖的质地与硬度。
《邮报》片头重现这段情节——埃尔斯伯格从兰德公司（15份文件中存放于兰德公司有两份）取出机密文件，再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复印和秘密存放。
但电影里埃尔斯伯格只是一掠而过的符号人物，并未展开他的故事。电影当然也没有提到，参与埃尔斯伯格地下活动的，居然还有南越驻美大使武文泰。他们都怀着同样赤诚去做国家的叛徒。爱国是一种情感而非一种价值，在情感之上，是正义、善恶、是非和人性终极关怀。
埃尔斯伯格行动是隐秘的，但立场是坦荡公开的。1969年10月埃尔斯伯格就联名致函《华盛顿邮报》，反对当局的越南政策和继续蒙蔽民众。
这与他私取机密文件仅间隔十日。而且他马上就把复印件分别面呈五位国会议员。显见得，埃尔斯伯格起初尝试在体制内解决。
收到文件的联邦参议员麦戈文(George McGovern)答应公布，并要求国会听证。然而他有意竞选下届总统，其他议员也各有算盘，衡量得失后均打退堂鼓。
埃尔斯伯格惟有从体制外挑战国家谎言。他与三大电视台ABC、NBC、CBS联系，它们都怕被政府吊销执照，不敢接招。
接下来，电影《邮报》的情节开始展开了。关于这条故事线索，本文只想点出，第一要角不是《华盛顿邮报》，而是《纽约时报》。1971年3月2日，埃尔斯伯格告诉《纽约时报》记者希恩(Neil Sheehan)，愿提供全套五角大楼文件。
编辑部因之激动不宁，但《纽约时报》法律顾问以及代表报社的律师楼全力反对，并警告：此属叛国重罪！
《纽约时报》不为所动。1971年6月13日起，连续三天用头版和大号字码，登出“越南档案：美国三十年来介入越南事务的五角大楼研究”。当即轰动世界！
忙于闭关革命的中国人民对此懵然不知。彼时，离林彪夜奔殒命大漠的“九一三事件”刚好还有三个月。未满十九岁的我正在五指山中，以青春期按捺不住的焦灼，等待着个人命运的拐点。
此时总统已是共和党尼克松。只缘约翰逊未获民主党内反战派支持，放弃了连任竞选。尼克松宣称有良策“立即有尊严地结束越战”，因而胜选并狂扫49个州。
他上台却加大越战投入，以攒得谈判筹码，亦即他所说的“尊严”。因此尼克松对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极为恼火，遂命司法部长向《纽约时报》下最后通牒，若不停止刊登和归还绝密文件，将按《间谍法案》论罪。
《纽约时报》拒绝从命，继续刊登。美国政府紧急入禀纽约南区联邦法院，要求发禁制令。事涉国家安全，法院闭门审理。1971年6月17日，法官裁决，政府索还文件“法理不足”，但《纽约时报》在禁制令下暂时停止刊登。
仅过一日，事件第二要角闪亮登场。原来就在司法部与《纽约时报》兴讼之际，埃尔斯伯格把另一套复印件交给《华盛顿邮报》。后者一气登出17份五角大楼越战文件。
气急败坏的司法部再诉诸同样法律行动。《华盛顿邮报》不予理睬，而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的裁决与纽约不同，根本就不批准临时禁制令。两日后《波士顿环球报》也刊出越战文件。美国政府再申请禁制令，但《波士顿环球报》同样拒绝地方联邦法院，不肯交出秘密文件。
而《纽约时报》则不依不饶把美国政府告入最高法院。对此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行人说了一句至理箴言：“如果他们输了，我们大家都输了。”
电影《邮报》都有这些情节，还是把笔墨聚焦到真正主角埃尔斯伯格身上。他原先叩不开的体制之门，乍见有一缕光漏出。阿拉斯加联邦参议员格维尔(Maurice Gravel)素来反战。他从《华盛顿邮报》助理编辑那里获得一套五角大楼文件复印本，便要求就此召开国会听证。因时间仓促，不合议事程序，被拒排期。
格维尔运用自己小组委员会议事资格，在国会独自朗读五角大楼文件，长达三个小时。天生结巴的格维尔激愤难已，末了哽咽失声。虽无任何议员与听众参与，但此属正式官方听证会，因而整份五角大楼文件被列进可以公开查阅的国会纪录。
体制内也有不惧强权的异议者，国会议员拥有宪法特权。基于权力制衡与防止独裁原则，《美国宪法第1条第6款》规定：“国会两院的言论与辩论，不得在任何其它地方被质疑。” 除卖国、重罪与破坏和平，参众两院议员在议会期间，不得拘捕，其言论与辩论意见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与追究。
强权要收拾格维尔不易，就拿他的助理下手。却被格维尔将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，又酿出另一宗有名的《格维尔诉美国案》。最高法院以5:4裁决——宪法赋予两院议员 “演讲或辩论的条款保护” (Speech or Debate Clause)，其范围包括议员助理在内。国会议员助理的工作言责从此受到法律保护。
这一宗只是五角大楼文件泄密的衍生案子，还是把线索收拢，其时全美最吸睛的是《纽约时报诉美国政府》和《美国诉埃尔斯伯格》两个惊天大案。前者电影《邮报》有所交待，本文着重说后一个案例。
(埃尔斯伯格现身自首)
白宫梳篦般排查泄密者，并展开全球追缉，却无所获。然而在1971年6月23日，埃尔斯伯格接受CBS电视台采访，坦承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同一天，《芝加哥太阳报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；翌日，另外五家报纸同时刊登。
白宫无奈，已放弃捂盖子，转而要把埃尔斯伯格治重罪，以儆效尤。如果司法部15项间谍、偷盗、阴谋等检控罪名全部成立，埃尔斯伯格将被判115年刑期。
就在格维尔参议员上演国会“独白大戏”，令五角大楼文件成为可供公众查阅的国会资料当日，埃尔斯伯格在律师陪同下，到波士顿马萨诸塞州联邦司法部自首。
他向蜂拥而至的记者宣读写好的新闻稿：“1969年秋天，我自愿把五角大楼文件，包括一份从未在新闻媒体上公开的谈判研究，送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办公室。”在体制内无回应之后，“作为负责任的公民，我无法再与政府合作，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这些讯息。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后果，包括我个人与家人的严重后果。无论结局如何，我都与千千万万美国人一样，为了服务国家，愿意付出危险代价。我一直希望与相信，这些事实真相能使我们摆脱战争，能制止政府撒谎，停止屠杀，停止美国人在印支半岛流血。”
当橼头的第一块瓦嘣脆跌落，成垅瓦片都将哗啦啦滑落，谎言的屋宇离倾圮就不远了。权力者也深知这点，故而《美国诉埃尔斯伯格》案许胜不许败。
这里要提到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基辛格，他在此案的角色很不光彩。早在1968年尼克松刚胜选，即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就与埃尔斯伯格在纽约酒店见面，就越南政策闭门深谈四天。基辛格很赏识他。
1970年8月，两人在加州再度面谈，埃尔斯伯格力促基辛格阅读五角大楼文件，作为结束越战的参考。未几基辛格就邀埃尔斯伯格担任自己的政治顾问，进入白宫为尼克松政府效力。被谢绝。
1971年1月，在麻省理工学院越战研讨会上，埃尔斯伯格公开抨击基辛格关于越战伤亡数字不实。两人从此交恶。及至得知五角大楼文件爆料人身份，基辛格便痛骂埃尔斯伯格是“美国最危险的敌人”。
(越战纪念碑)
如同两艘驭浪而行的战船，冒着炮火迎头对撼，《纽约时报诉美国案》与《美国诉埃尔斯伯格》同步并进。前者代表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之外的第四权——新闻自由；后者代表第五权——民权。由民选代表行使民权之代议制，属间接民权；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，则属直接民权(Direct Democracy)。这就是埃尔斯伯格与国家权杖格斗的最后盾牌。
两个大案均涉及——《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》保障出版自由条款，是否涵盖国家机密文件？美国总统是否有权以行政命令取代国会立法？所谓国家机密之定义是什么？当宪法权利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，如何取舍？
美国国家机密文件体系的建立，来自艾森豪威尔1953年签署的《第10501号美国总统行政命令》，并没有经过国会立法程序，因而留下了争议空间。
政府秘密是否等同国家机密？美国政体的梁柱在于权力制衡，美国宪法前三条都旨在防止集权和独裁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《联邦党人文集》第四十六章中说：“把立法、司法、行政所有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，就可以认定这是典型的暴政。”
关于《纽约时报诉美国案》，庭辩极精彩，篇幅所限，本文从略。电影《邮报》已告诉观众，最高法院以6:3判美国政府败诉。判决书上说：“媒体应该为被统治者服务，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。”
埃尔斯伯格的案子有点复杂，他与兰德公司、国防部、国务院都签署过保密协议，情况与后来的斯诺登“棱镜门”相似。岂料此案却在权力者的一个死穴上被戏剧性终结。
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，开启了美中解冻之门。这对被越战逼疯的美国，对在狂澜中颠簸的中国国运，意义太重大了！与此同时，另一件“国家机密”也在进行中。
尼克松深恨埃尔斯伯格，他指派亲信克罗赫和基辛格的贴身顾问扬格，成立了总统特别调查小组。此时杨格刚随基辛格秘访北京回来未足半月。凑巧这两件事都不能见光，基辛格却尽知其详。
总统特别调查小组亦即恶名昭著的“白宫管道工”(White House Plumbers)，说形象点就是掏大粪的。调查小组成立第一个任务，就是搜集埃尔斯伯格黑材料。在埃尔斯伯格亲友名单中发现了洛杉矶心理医生菲尔丁的名字，白宫管道工如获至宝。如果二者是医患关系，就能死咬埃尔斯伯格有“神经病”！然而，通过联邦调查局私下向这位医生索要埃尔斯伯格病历资料，被峻拒。
于是总统法律顾问批准白宫管道工“第一号特殊工程 ”， 夜闯菲尔丁办公室查阅医疗记录。1971年9月3日凌晨四点，五名“管道工”撬开菲尔丁医生在洛杉矶比佛利山庄办公室。
他们掏大粪的手气却不太好。其实埃尔斯伯格为舒缓精神压力，只见过一次菲尔丁医生。病历表上并无记录任何神经病症状，几近白纸一张。更蠢的是，连这张纸都被管道工疏忽掉。这群顾头不顾腚的掏粪者，未几将把权力天花板的管道捅破，粪汁倾泻如注，直把他们的主子淹没。
1972年2月，尼克松夫妇破冰访华，世界格局为之一变。这是大选年，尼克松声望臻至峰值。同年6月17日凌晨，管道工人马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，失手被捕。由此刮起的政治风暴，《华盛顿邮报》从第二号角色跃升为头号主角。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如果权力没有制衡，它一定异化为君权父权，这与统治者的道德境界无关。权力需要被仰望，需要忠顺，哪怕是假装的臣服。它最憎恨被揭短被打脸，权力脸面一旦蒙污，法统就受到根本动摇。
于是，尼克松指责媒体“妄加指责”，称政府对媒体管得太宽松了。水门事件东窗事发之初，民众也多认为媒体过分炒作。这年尼克松胜选连任。
媒体掌握话语权，报导失实确比个人说谎负面影响更大。但权力者的谎言贻祸之巨，远非“假新闻”能及。《华盛顿邮报》的两位青年记者不依不饶，终于把水门事件闹得惊天动地。
此时埃尔斯伯格案犹未了结，缠讼至1973年4月26日。联邦法官伯恩接到正在调查的水门事件通报，透露白宫派人到心理医生菲尔丁办公室，入室盗窃埃尔斯伯格的档案。一时舆论大哗。尼克松让人背锅，把总统法律顾问炒鱿鱼。
才过四天，法官伯恩当庭引爆政治炸弹，披露总统顾问艾利希曼干预司法，最近代表尼克松两度和他接触，许以联邦调查局局长之职，换取伯恩在埃尔斯伯格案“帮个小忙”。5月9日，水门事件调查又爆出黑幕，联邦调查局曾非法监听与录音埃尔斯伯格的电话！
1973年5月10日，众议院通过议案，切断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经费。次日，伯恩法官宣布：直接撤销埃尔斯伯格所有刑事指控，立即生效。伯恩在庭上表示，如果仅仅宣布审判无效，被告可能再次被政府起诉，这是“不公平”和“对正义的冒犯”。依照法律，任何人不得以同样罪名再被控告。埃尔斯伯格自由了。
至此，美国的第五权直接民权、第四权新闻独立权、第三权司法权和第一权立法权，都唾弃了第二权行政权。尼克松的麻烦却没有完。水门事件雪崩效应致使白宫幕僚众叛亲离，总统心腹政要有七人被判罪或认罪。1974年8月，面临弹劾的尼克松黯然离开白宫，成了第一位辞职的总统。
冷战头号对手闻之深感诧异，缘何这点破事也会毁掉一个总统？显见得这种“破事”他们没少干，而且干得心安理得，理直气壮。五年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，深陷泥沼，直至国家油枯灯尽。
黑格尔说过：“人类从历史获得的教训就是：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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